论以歌词作品为核心的产业链具体如何打开并占有市场(第2版)

香奁阁主 · 8月5日 · 2020年 · ·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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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种艺术的根本价值,都是在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;出于“求生存”的目的,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艺术从业者被动地推动艺术的传承、创新。

近年来,在胡彦斌、李玉刚、林俊杰、王力宏、许嵩、周杰伦等音乐人的推动下,以流行音乐为主要体现形式之一的民族文化得以迅速兴起;而以中国风、古风的歌词为核心,就能自成一个产业链,它主要包括纸质媒体、音乐、周边小商品,以及其他附属产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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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媒体是最传统、也是产业链中最基础的部分,主要包括报纸副刊、杂志、图书这三方面。相比于近年来抢占其市场的新媒体,内容的学术化使得纸媒依旧能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;由于大部分纸媒都会有正规刊号,所以也比新媒体更容易完整地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。

报纸主要有晨报、日报、晚报、双日报、周报、双周报、月报等类型。 在副刊部分,可以发表个别的歌词作品,也可以推介个人专栏、集体专栏;在其他版面,更多得会出现新闻报道、名人访谈录等内容。

在报纸这方面,我曾在《泰州学院报》的第 4版《文艺副刊》上面分别推介过1期个人专栏(2015年6月30日)与1期集体专栏(2015年9月30日),集体专栏是以我自己成立的大学生社团的名义推介的。略感遗憾的就是,《泰州学院报》没有刊号,每年只印发8期(它是月报,1、2、7、8月寒暑假期间阶段性停刊),而且每期印数只有5千份、每期只有4个版面。

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并不大,但至少说在实践中证明了一种可行的成功模式。我的那期个人专栏,是《泰州学院报》史上首次个人专栏;继我之后,李梦圆、王画意、苗啸等同学的个人专栏相继被推介;虽然他们都不是作词人,但是都得到了展示的舞台。这种因我而产生的校报经营模式,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校的文学创作氛围,也算是让我在离开学校之前,看到了一个作词人的自身价值吧。

后来,《泰州晚报》2016年10月13日第9版刊出了一篇关于我的采访稿《泰州学院古风协会玩出新花样》。虽然个别细节与事实略有偏差,但还算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事情。在江苏省泰州市这个并不适合发展原创流行音乐的地方,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作词人能被主流媒体认可,这是时代在进步的体现。

杂志则有半月刊、月刊、季刊、年刊等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月刊《词刊》。不过话说回来,我个人认为当今这个圈子有如下两个问题。

第一,杂志比报纸显得更有针对性、专业性,但明显不够亲民。 不管是歌词作品,还是其他承载汉本位文化的形式,如果是局限于小范围内的 “精英文化”,那么无疑是弊大于利的。这很容易导致潜在消费者有一种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的负面情绪,从而不仅不利于销量的突破性提升,而且不利于启迪民智。

第二,有些传统媒体的工作者经常以自嘲的口吻说,如今纸质媒体每况愈下;却没有考虑年轻人的多元化兴趣,保守之中不敢创新,以至于故步自封。年轻人自然有阅历不足的弱势,但终究是教育资源的主要得益者,也终究要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。给了年轻人以话语权,就是给社会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成长、成熟的机会。

就像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说的: 老年人常思既往,少年人常思将来。惟思既往也,故生留恋心;惟思将来也,故生希望心。惟留恋也,故保守;惟希望也,故进取。惟保守也,故永旧。

至于图书,由于没有一定的周期性,也不会成为音乐人的主要谋生方法,所以在此不多做强调,仅举几个例子以示其可行性。梁伟文的诗集《十方一念》、黄伟文的时装报纸专栏结集 《生于天桥底》、方文山的歌词集《中国风:歌词里的文字游戏》等,都是作者在成名后出版的册集。它们的影响范围也不算大,一定程度上说只能是这些人对自己的职业历程的阶段性总结吧。

在输出内容的同时,纸质媒体在发行过程中也直接改善了废纸回收、造纸、印刷等工业行业的运转状况,对于促进就业、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贡献也是其无法被完全替代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音乐是歌词作品最重要的载体,也是促进文学诗化、大众化的最强大动力之一。 (文学四大体裁: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)音乐不仅能让文字从纸面上跳出来,也能助它更直接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,所以自然就是这个产业链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。

唱歌娱乐场所(KTV)是如今大多数人聚会时必选的场所之一,也是以音乐为主要销售产品;同时,餐馆、广场、酒吧、商场等场所的背景音乐(BGM)也越来越被重视。其中,广场舞及其背景音乐是街头巷尾最容易成为大众化热议话题的内容。

由于本文的作者本人尚未找到正式搭档、合作的职业音乐人,所以在写下本文时,涉及音乐的部分只是对前人留下的经验进行总结与归纳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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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、电视剧的片头曲、片尾曲、插曲是如今推动歌词大众化的另一个重要筹码。与广场舞背景音乐的 “下里巴人”不同,它往往会显得更加阳春白雪,受众中知识分子占的比例也会略高一点。 当年流行音乐能主要以这种形式存在,据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,歌手普遍尚未能在经济实力、社会地位等方面独立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
这方面最有话语权的人,应该就是黄沾了吧。比如说,电影《倚天屠龙记》同名主题曲(1978年)、电视剧《狮子山下》同名主题曲(1979年)、 电视剧《上海滩》同名主题曲(1980年) 、电视剧《苏乞儿》主题曲《忘尽心中情》(1982年)、 电影《倩女幽魂》同名主题曲(1987年) 、电影《大丈夫日记》同名主题曲(1988年)、 电影《笑傲江湖》主题曲《沧海一声笑》(1990年) 、电影《武状元苏乞儿》插曲《长路漫漫伴你闯》(1992年)、电影《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》主题曲《男儿当自强》(1995年)等,它们的歌词都是黄沾创作的。

它们都是多年前的老作品,并未受到后来“三古三新”“类迭”“转品”等规矩的约束;但它们引发的国人的情怀感,是后来很多作品不能匹敌的。作词人黄沾为影视作品作词、填词,开辟了把歌词与影视作品捆绑起来销售的先河,这种思路很值得后人学习。

另外,还有梁伟文写的 电影《双镯》主题曲《似是故人来》(1990年) 、电影《白发魔女传》主题曲《红颜白发》(1993年)、电影《贱精先生》插曲《明年今日》(2002年9月)、 电影《隐婚男女》插曲《十年》(2011年4月) 电影《匆匆那年》同名主题曲(2014年) 、电影《触不可及》主题曲《爱不可及》(2014年),方文山写的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插曲《一直很安静》(2005年)、 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片尾曲《菊花台》(2006年) 、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同名主题曲(2007年)、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同名主题曲(2013年)、电影《长城》片尾曲《缘分一道桥》(2016年11月)、电影《豆福传》主题曲《听爱》(2017年7月)等等,也都是与影视作品捆绑销售的歌词中的成功案例。

在这里还要提及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。由于笔者写过一张关于三国史的概念专辑,所以发现在参与制作央视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过程中,作词人王健基本上是包揽了整部电视剧所有插曲、片尾曲的歌词创作,包括第1集片尾曲《这一拜》、第3集插曲《烈火雄风》、第7集片尾曲《貂蝉已随清风去》、第11集插曲《淯水吟》、第27集插曲《卧龙吟》、第53集插曲《江上行》、第77集插曲《哭诸葛》等。

这种 “垄断”地位是极其少见的,很少有导演会如此大胆地把这种工作只交给一个人完成,所以姑且一看吧,不能作为后人效仿的模板。不过 歌词作品传播广泛程度得到很大提升的同时,作词人的身价也会得到相应的抬高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及,就是作词人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天王、天后级演员、歌手捧红的问题。看完上述影视作品的主演名单,就不难理解港台地区将作词人论资排辈的方式了。

就黄沾而言,电视剧《上海滩》由周润发主演,电视剧《苏乞儿》由刘德华、周润发共同主演,电影《倩女幽魂》由张国荣主演、并演唱同名主题曲,电影《武状元苏乞儿》由周星驰主演,电影《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》由李连杰、甄子丹共同主演(主题曲《男儿当自强》被成龙翻唱过)……很难说黄沾没有沾到过他们的光。 相比之下,梁伟文、方文山等人就要逊色一些了。

在举办演唱会早已代替发行唱片、众多唱片公司纷纷成功转型为演艺经纪公司的年代里,在演唱会现场等场合,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音乐人在零售音乐周边。极强的明星效应,使得它尚未独立成一个成熟的产业。

在这里附加一小节,就是关于“周边”的。歌词本、海报、明信片是比较常见的可以直接印歌词作品的载体,其他的与歌词作品都没有太直接的联系,但确实是产业链里不容小觑的重要一环。

周边小商品的覆盖面相当广,受众以青年女性为主,包括抱枕、钗、打火机、大头贴、耳机、耳饰(耳环、耳坠)、歌词本、海报、画册、徽章、卡包、口罩、利是封(红包封)、明信片、扇子、手机壳、手机链、书签、鼠标垫、水杯、贴纸、头花、文化衫(T恤、卫衣)、无纺布袋、橡皮章、信封、胸章、烟灰缸(烟缸、烟盅)、钥匙扣、一次性纸杯、移动电源(充电宝)、璎珞、雨伞、雨衣、簪、指环等。

除了可以在文具店、饰品店、服装店、漫展摊位等实体店,以及淘宝店里零售之外,它们更多的是以附赠品的形式被送出去的。所以虽然无法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经济支柱,却可以以礼品的形式增加音乐产品的销量、提高客户的满意度。

其中文化衫是一个特例。作为服装设计的一种体现,除了零售以外,学生组织(班级、学生会、学生社团、社团联合会等)的集体订单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可开发的营业范围。

由于本人同时也是汉服(汉族的民族服饰)的爱好者、推广者,所以刚才所举事例中的钗、耳饰、头花、璎珞、簪等是汉服周边。既然中国风的流行音乐,那么涉及汉服文化也是当今潮流之一。

至于拍摄写真集,制作、租赁、销售演出服,私人订制汉式成人礼、毕业典礼、婚礼、丧礼,以及在春节前夕批量印制、零售福字、春联等等,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接地气的,能够让普通民众参与进来。当年李大钊同志《庶民的胜利》一文就早已论述了庶民在政治、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存在,因此不管是发行媒体、还是定制周边,都是必须要以接地气为终极目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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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节是一次反思、自责、忏悔。

回想起我在泰州市海陵区求学的这些日子,实算起来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。当我刚入学不满1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成立学生社团时,不少人都惊讶于我为什么会如此果敢、坚决;但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,短短4个学期的时间是远远不够我用的。中国风音乐的幕后制作、表演艺术是个多么庞杂的理论体系啊!泰州市在这方面的发展基础又是基本上为零的。如今事实证明的确如此,我这个穷二代在校生怎么可能扭转社会发展方向?

泰州学院社团联合会给了我与同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,这一点我很感动(这也是促使我有素材写下这篇论文的主要原因之一)。不过贵为泰州市的最高学府,泰州学院竟然没有作曲专业,这是让我特别害怕、无奈与绝望的。而在我管理訸劼雨的这1年7个月里,竟然从未有人直接针对我的作词人(或填词人)的身份邀约过我。像社团人、汉服爱好者等身份都是后来才有的,接触歌词创作已经有5年半的我,竟然至今都没有自己的流行音乐制作团队、没有出品过一首纯原创歌曲,总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。

自2017年11月19日起,訸劼雨就不再以大学生社团的形式存在了。本来我就喜欢中国风音乐胜过古风音乐一筹,当初成立“古风音乐社”而非“中国风音乐社”,就已经是为了现实需求(古风比中国风更得小女生的喜欢)做出妥协了,后来甚至又把“古风音乐社”改名为“古风协会”,连“音乐”二字都被省略掉了。

虽然都是以女性青年为主要的目标消费群体,但是流行音乐与汉本位文化终究分属两个不同的艺术流派。而我的第一身份终究还是一个作词人,然后才能说我是汉文化的推广者。

总之,一手打造出訸劼雨这个品牌,既是我的荣耀、又是迄今为止我犯过的最大的错。这是矛盾的,却是事实存在的。在这里罗列我奉行的5个标准吧,也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:以文艺复兴为发展目标!以表演艺术为表现形式!以舞台效果为考核标准!以思想自由为行事风格!以兼容并包为立足根本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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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,旭日阳刚组合(王旭、刘刚)演唱了《春天里》这首歌; 在春晚结束之后,黎冬(旭日阳刚的经纪人)称汪峰(歌曲《春天里》的作词人、作曲人、原唱歌手)方面打来电话,明确表示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《春天里》。消息一出,在网络上引发热议,很多网友为旭日阳刚抱不平,说汪峰不仗义;还有说他得了红眼病,见不得新人好。

对于汪峰提出的版权问题,律师表示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规定得很明确,汪峰作为《春天里》的创作者拥有著作权, “如果商演,必须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,否则就是侵权。”2月18日,旭日阳刚与汪峰的“禁唱风波”进入尾声,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;旭日阳刚通过视频向汪峰公开道歉,汪峰方面也接受了旭日阳刚的道歉。

很多演出名义上是免费演出,实际上却是商业演出。比如说 “企业堂会”性质的商业演出,它虽不向观众收费,但全靠广告费 、企业赞助挣钱,外界无法知晓获利情况。这种 “堂会”实际是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,且通过非售票手段获取了巨额商业利益。这类实质性的商业演出,收取著作权使用费的难度更大。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是后续工作了,超出了本文创作初衷的范围,此处仅是稍加提及;待到日后作者的工作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,自然会再对该问题另当别论。

(注:文中图片皆为纵棹园,由作者摄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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